文昌南阳“三爹良”

“我南阳，游击队长三爹良，发动群众保家乡，有的拿七九单简（枪），有的扛六八单针（枪），齐心协力来抵抗。”

在抗战时期的海南文昌，这首琼剧唱词曾在民间广为流传。

唱词里的“三爹良”，本名李良，又名李永萃，是文昌南阳乡小美丹村人。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三，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三爹良”。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他原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退路，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最难、最惨烈，也最让人敬仰的不归路。

逆行：脱下国民党军服，回乡当小学校长

1912年，李良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他年幼时曾随父母下过南洋，母亲在南洋病故后，他随父亲返回故土。

在两位胞兄的接济下，他先后赴上海暨南学校、文昌中学读书，随后又前往广州专门学习军事。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养，1933年至1938年间，他在国民党琼山县步兵连当上了连长。

在那个年代，一个留过洋、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连长，如果随波逐流，足以谋得一世安稳。但李良的骨子里，容不下半点浑浊。他看透了当时官场的腐败无能，1938年，他毅然决然地脱下军服，弃职回乡，在迈众小学（现美丹小学）当起了一名平静的校长。

他的妻子谭秀兰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妻子的影响下，这颗将星，开始在文昌的乡野间寻找真正的救国之路。

铁军：人不离枪，枪不离乡

平静的书桌很快被日寇的铁蹄踏碎。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岛。

危急关头，李良挺身而出，在南阳地区成立了抗日游击队，男女队员共120多人。同年，他在琼山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李良，打起游击来如虎添翼。1939年5月，他率队在五月铺岭设伏，击毁日军军用汽车2部，打死多名日军。6月，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剿，他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成几十个小分队，利用丘陵地形展开“麻雀战”。日军一动就挨打，日夜不得安宁，最终被迫灰溜溜地撤回文城。

这支队伍打出了威风，被老百姓称为“铁军”。南阳抗日游击队声名远播，甚至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在捐赠抗战物资时，都特别指定要分给南阳游击队。侨领郭巨川的儿子还协同其他华侨专门筹集经费汇给李良。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强行改编这支队伍。李良带头作了最坚决的斗争，他掷地有声地喊出：“枪是南阳的枪，人是南阳的人，人不离枪，枪不离乡，人与枪要保卫自己的家乡！”

泣血：惨遭出卖，32岁夫妻双双喋血美文山

日寇和反动派对李良又恨又怕。

为了拔掉这根眼中钉，日寇把文昌南阳、高隆地区列为“无人区”，进行了连续150多天的疯狂扫荡。数以千计的群众惨遭杀害，18个村庄被放火焚烧夷为平地。



南阳乡的反共头目王逸轩、潘家谦更是赤膊上阵，强迫百姓领“良民证”，并贴出布告悬赏：“有杀死李良、陈丕茂、谭秀兰者，赏光洋二百元”。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1944年4月4日，这是一个令南阳人民痛彻心扉的日子。敌人收买了叛徒内奸王禄琼、孙文光，用诡计骗走了李良的武器。

在美文山，年仅32岁的李良与妻子谭秀兰双双被残忍杀害。

为了从心理上彻底摧毁南阳人民的反抗意志，丧心病狂的敌人将李良和谭秀兰的头颅割下，悬挂示众。

但敌人的算盘打错了。文昌人的骨头，是砍不断的。

看着英雄夫妻的头颅，南阳人民没有退缩。他们强忍悲痛，主动联系琼崖特委，迅速组织起“锄奸队”，最终亲手惩办了叛徒，用血债血偿告慰了烈士的英灵。

当唱起“我南阳，游击队长三爹良”，我们永远铭记，曾有一对三十出头的夫妻，为了这片土地的安宁，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