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圣诞与民间习俗

文昌圣诞与民间习俗（黄枝生 原文）

（《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2期）

梓潼文昌帝君是掌管文昌府事和人间功名禄籍之神，首先成为读书人崇拜的神灵。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的圣诞日，学校士子都要举行庆典活动，师长儒者及地方官吏“相聚饮福”。因此，文昌帝君的圣诞之日，又是读书人的圣诞节。在文昌圣诞之日，读书人在文昌宫聚集祭祀，出现了“文昌会”。随着文昌帝君的神权不断扩大，文昌帝君被民间捧上神龛供奉，与祖先同列，享受香火祭祀。祭祀文昌生日的规模愈来愈大，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梓潼庙会，庙会又分“文昌会”和“瘟祖会”。后来文昌又走出庙堂，出巡乡间，形成了规模空前的“迎神会”。各地各民族在世代相传的文昌圣诞祭祀活动中，吸收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之精华，形成了有特色的文昌文化。

文昌生日的确定，起于道教。文昌圣诞究竟是何年，年寿多高，说法不一：《历代神仙通鉴》说，文昌诞生于十六国汉元熙二年，即公元305年。该书第11卷载：“二月三日，里老张家诞生一子，祥光罩户，黄云迷野。”说梓潼神乃文昌神君，道号六阳真君，庙在九曲之北，玉阶七曲，丹桂千株，上帝命为太玄无上上德真君，上管三十三天仙籍，中管人间寿夭祸福，下管十八地狱轮回。《集说连真》说：“西晋武帝太康八年丁未二月三日，文昌化生，变形于越裳之西、越嶲之南金马山老张家，取名亚子。”此说认为文昌出生在滇池附近的金马山，生于西晋太康八年，即公元287年。与《历代神仙通鉴》之说相差约20年。《明史·礼志》说：神姓张，名亚子，居七曲山，仕晋战死，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文昌帝君化书》谓梓潼神是西海之滨邓池里的小金蛇，为张翁收养长大成龙，说文昌太康八年生于越西。《清朝续文献通考·群祀考》说，文昌，天星，而今世所奉文昌，称为梓潼帝君，相传二月三日为其生日。

从史书记载来看，文昌生于何年虽然没有定论，但多数著述认为文昌生于西晋太康八年，文昌圣诞之日为二月初三。这天，全国都要举行规模不等，形式不完全相同的祭祀活动，庆祝文昌圣诞。

四川民间文昌圣诞祭祀活动更为隆重热闹。《新都县志》记载：二月三日，相传“梓潼帝君诞辰”，读书者集友祝神设宴，曰“文昌会”。《珙县志》记载：二月初三日，设笙乐，杂志，作“文昌会”。《綦江县志》记载：二月三日，“文昌帝君圣诞”，士民醵金以祀，为“文昌会”。由此可见，“文昌会”成了读书人的圣诞节。这项庆祝文昌帝君诞辰的专门活动，以读书人为组织者，由民间自行发起，大家凑钱集资，在文昌祠庙举行祭祀仪式。金堂文昌会会长还形成了推举制度，“以新进生员为会首，一年岁学，一年科学，一年武学，递相轮换。”即或在没有学府的乡村，村塾也要举行宴饮集会，庆祝文昌帝君的生日，如纳溪、眉州、合川、南溪等县志，都有“各村塾宴会”的记载。

文昌圣诞祭祀如此普及，可见人们信仰文昌已成为风尚。《渠县志》云：文昌宫，则四乡多有。良由往昔制科取士，俗传其神主司桂籍，旁有朱衣，沉心科名者争祀之。所谓“文章自古无凭据，但愿朱衣一点头”。

日本学者窪德忠在《道教诸神》中说，人们定文昌帝君的生日为旧历二月三日。尤其在清代，每年文昌帝君生日那天，朝廷都要特意派遣大臣前往北京文昌庙祭祀。因此，文昌帝君虽是道教之神，但又具有十分浓厚的儒教色彩。从祭祀的特点来看，官祭的倾向很强。

文昌圣诞的祭祀活动虽是民间自发的，由于这种习俗具有劝学开化，安定四境之作用，因此，当地官吏也都表示支持。至于官府的专门祭祀，就更加肃穆。

祭祀文昌帝君圣诞日的文昌会，年复一年，愈办愈热闹，祭祀活动盛行全国，哪里有文昌祠哪里就有文昌会。各地祭祀文昌圣诞日的活动也有差异，还吸收地方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精华，形成了不少民间习俗。

文昌圣诞放风筝。《涪州志》记载：“二月三日，祀文昌，童稚放风筝为乐。”《续修涪陵志》也说：“二月二日祀文昌，上丁祀文庙，坛庙举行寺祭，农人浸种，童子放纸鸢，俗名风筝，使仰观以吐浊气。”贵州普安县志也有“二月二日祀文昌，童稚放风筝为乐”的记载。在文昌帝君神像前磕了头，许了愿的童稚，心神在风筝的牵引下飘飞上天，自然会产生一种直上青云的喜悦。风筝升天的过程与科举及第相似，古人把放风筝作为对官禄愿望的寄托，因此，民间形成了文昌生日放风筝的习俗。

文昌圣诞祈祷赐子。《盐亭县志》载：“二月三日为文昌圣诞。都人士女，集赐紫山，作会赛神，并祈子嗣，有打儿岩悦果戏，掷中者为得子。男女杂沓，越宵方散，近似桑中之俗，不能禁也。”在文昌生日这天，盐亭青年男女，在赐紫山上集会，山名虽叫“赐子”，不便祭拜，于是便拜文昌神，祈祷求子，还在打儿岩做“悦果”的游戏，碰碰得子的运气。

文昌圣诞谈演《洞经》。民国6年《大理县志稿》云：“二月初三日，城乡人民有鸣征代鼓、丝竹齐奏，讽所谓《洞经》以庆祝所谓文昌者，据谓是日为文昌之诞辰云。”《中华全国风俗志》引《恩乐县志》云：二月初三日，士庶咸诣文昌宫庆祝，谈演《大洞经》。光绪二十四年《盐源县志》云：二月初二，城乡及盐井“文昌会”，谈演《大洞仙经》。盖越嶲有“紫府飞霞”，故俗尤恭敬，其声乐则沿滇俗焉。源于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洞经音乐，通过“文昌会”在各地广泛流传，出现了“文昌圣诞日，遍地歌乐声”的热闹场面。各地又发展了不少新曲牌，使整个洞经乐曲蔚为大观。洞经音乐是源于宗教活动的民俗音乐，后来突破庙堂传统“文昌会”的谈经活动，被广泛用于婚、丧、喜、庆的各种活动，宗教色彩减弱，成了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洞经音乐盛行于云南丽江和北京白云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世界音乐理事会也说洞经音乐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无形文化财富。

文昌圣诞演阳戏祀神。《华阳县志》：“二月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城乡文昌祠咸演剧祀神，东郭江上灵官尤甚。”《中国民间迎禄习俗》云：“遵义有地方戏曲阳戏，原本是歌舞祭礼川主、土主、药王等三圣的表演，近或增文昌，曰四圣。”《夷坚志·优伶篇戏》曾载“杂剧有文昌神者。”在文昌圣诞日祭祀文昌的活动中，产生了“梓潼阳戏”，梓潼阳戏是被称为古文化活化石的传统戏的一种。梓潼阳戏班子又叫“阳戏教”，班主叫“掌坛师”或“掌教”，掌教属家传。在清代咸同年间，梓潼有20多个阳戏班子，在各地流动演出。清同治年间，梓潼阳戏艺人叶德青带领阳戏班子流动演出，在云南文山州扎了根，吸收地方花灯、滇剧，形成了“梓潼戏”，他们供奉的戏神就是文昌帝君。梓潼阳戏因为有“天上三十二戏”，又称“天戏”，“阴一堂”；“地上三十二戏”又称“地戏”，“阳一堂”，所以又叫“阳戏”。开台戏叫“开坛法事”；法事后是“天戏”，天戏是提线大木偶演出；地戏是演员化妆或戴面具表演，面具是桐木雕刻，大小在38×26厘米左右。地戏又叫“人神同堂”。在天地戏演出中，还穿插花戏，它是逗人取乐的小段子戏，很象小丑戏。梓潼阳戏中无论是以木偶或面具形式出现的扮演文昌的角色，都是光明、正义、善良、吉祥的象征，总是消灾祛邪，惩恶扬善的形象，寄托着人们的期望。

祭祀文昌圣诞的庆典活动，明清以来，规模空前，不仅是读书人，官绅黎庶也纷纷参与。文昌帝君不但高居祠庙，接受学士的朝拜，而且被千家万户迎上神龛，与各家祖先同列，分享节日香火和供品。《合川县志》云：“士民家供神龛，大书‘天地君亲师’，或书‘某昭穆香位’，旁供文武夫子、观音、文昌、财神、王爷……富者龛雕绘玲珑，陈设美丽”。《遵义府志》也云：“士民家必设香火位于中堂，中大书天地君亲师位，旁列孔子、文昌、关帝、灶神各纸牌。”把文昌帝君迎上神龛说明，梓潼文昌不光是保佑读书人的神灵，而且已被民间善男信女所接受，可见文昌帝君在民间生活中已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官府参与文昌的祭祀，扩大了文昌帝君的神权，文昌不仅要掌管人间禄籍，且“代天行化”，“收瘟摄毒”，无所不能。因此，以文昌帝君圣诞日的“文昌会”为基础，形成“梓潼会”。梓潼会会期从农历正月初九在德阳、孝泉起会，经梓潼文昌大庙二月初一至十五日，为上会；大庙会后经石牛及邻近县到四月二十日在邓州结束，谓之“邓州会毕了”，此为梓潼会下会。在梓潼会期间同时举行“骡马会”。“梓潼会”又称为“梓潼庙会”。由于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的圣诞之日，因此二月梓潼庙会又叫“文昌会”。传说梓潼帝君法力无穷，化身七十有三，八月十二是文昌化身“瘟祖”的诞辰。《重修梓潼县志·祀典》载：“大庙文昌帝君灵应祠，每年二月三日致祭，旧无秋祭。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县朱廉以梓邑帝君仙迹，熏尝不应有缺，捐俸银七十五千文，于本城置买郭均仓铺房一间码佃，岁收租银十二两，交拎士经理，永为秋祭之用。”于是从乾隆年间起，七曲山大庙就有了每年两次祭祀文昌的庙会，人们习惯把八月初一至十五的庙会称为“瘟祖会”。

梓潼庙会不管是二月的“文昌会”，还是八月的“瘟祖会”，规模宏大。来自川北各县的善男信女，沿途敲锣打鼓，吹唢呐，有送大蜡的，有给文昌、圣父送龙袍的，有送匾的……朝圣者至大庙“帝乡”正门进入，身背香烛，一步一跪拜，拜登24级台阶时，口诵韵文。然后在正殿拜厅参神上香。二月十四和八月十四算是“正会”，大庙最热闹。晚上县衙官吏和有名望的绅士都要参加祭祀大典。“梓潼庙会”影响很大，其它地方也有这种习俗。《阆中县志》载：旧历五月十五日“为瘟祖会，其地亦在太清观中，而此会较诸会为盛。瘟祖之神，谓即梓潼帝君。”贵州省《普安直隶厅志》云：在文昌帝君生日这天，“是新建清敌祈滩，制龙舟，以驱逐瘟疫。”

二、八月有了庙会，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善男信女怕冷落了文昌之神。清道光十八年（1838），县令周树棠重修了梓潼县城文昌宫，召集士绅倡议：每年正月十二日恭请文昌帝君自七曲山灵应祠下巡，到正月十八日送神归山。乡村从正月初七开始，十五送神归庙。民间称之为“迎神会”，又叫“接神”，又称“扫荡”。文昌、圣父、瘟祖皆坐八人大轿，出巡到民间，仪仗队伍庞大，队伍还抬一纸糊或木制的“瘟船”，以示将千家万户瘟疫收尽。梓潼全境有木雕文昌、圣父、瘟祖30余组，扫荡各有范围。接神之家除摆香案献祭品之外，还必须内外打扫干净，烧熏柏梗，燃放鞭炮，以驱除秽气。迎神会遍及梓潼城乡，与梓潼接壤的剑阁、江油、绵阳、盐亭等地也有此习俗。

以文昌圣诞二月初三祭祀活动发端，经过千多年来的发展，形成了不少民间习俗，至今流传不衰。透过这些民俗现象，可见文昌文化影响非常深远。

（黄枝生 四川省梓潼县《梓潼报》主编）
责任编辑 沈伯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