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乍看似是作者失意灰心，自嘲回顾自己一生。我读此四句后，觉得并非如此。首先是黄州之贬：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乌台诗案爆发，“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朝野之士多方营救，据说连与苏轼政见不合的王安石也上书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最终“神宗独怜之”，免其死罪。同年十二月庚申，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其次是惠州之贬：此时苏轼已被重新起用，“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好景不长，宋哲宗绍圣元年，“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最后是儋州之贬：儋州之贬在惠州之贬后不久。绍圣四年，苏轼“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苏轼一生遭贬岂止此三次，其自题画像选择此三处，可见在其心中，这三处对其意义重大。回到《自题金山画像》上，细细体会这四句的含义。“心似已灰之木”，典出《庄子·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

这也正是心如死灰一词的由来。在《庄子》中，心如死灰本指一种精神境界，郭象注曰：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动若运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尘，动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于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一也。

苏轼熟读《庄子》，曾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可见苏轼不仅知其含义，还认同《庄子》一书的思想。苏轼还曾在《观妙堂记》中用此典故：“沉寂湛然，无有喧争，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异而同。”所以“心似已灰之木”表达的是苏轼此时无情无欲无求的淡然超脱。“身如不系之舟”，典出《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故而“身如不系之舟”不仅指其无拘无束的状态，更与“遨游”离不开。苏轼的“身如不系之舟”正是向往“虚而遨游”。这种“身如不系之舟”的精神内涵，还可在苏轼的《赤壁赋》与《临江仙》中得以窥见一二。《赤壁赋》：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而《赤壁赋》与《临江仙》，正是苏轼贬于黄州时所作。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之功业本应建于庙堂之上，但由于陷入党争，与新党、旧党皆有不合，数次遭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一次比一次远。苏轼在这些地方虽然是处于一种政治不得意的现实境遇，但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苏轼都关注百姓，在庙堂之上与新旧两党围绕变法进行辩争是为了便于百姓，在江湖之远居官一方生活在其中也是热爱百姓。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在朝堂政治上的失败，但也是其真正建立功业的地方。可以说，苏轼造就了黄州、惠州、儋州，在如今的我们看来，这表现为给这些地方留下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也可以说，黄州、惠州、儋州造就了苏轼。往往个人的不得志，反而使其光芒更盛！借用赵翼的诗句，便是“国家不幸诗家幸”，黄州、惠州、儋州对苏轼的政治生涯是不幸的，但对苏轼人格与精神的塑造是极其幸运的。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功业，虽不是惊天动地于当时，但最终流芳不朽于后世。

自题画像的苏轼此时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可谓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然后发现平生功业正是“黄州、惠州、儋州”。不仅是苏轼，就算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时隔多年后回首看去，当初的失意落寞已经不再难以跨越，而是豁然开朗。既然连普通人都能做到，我们又为什么要认为苏轼在这时不是一种回首过去豁然开朗的心态呢？

在黄州时，苏轼曾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也许写下《定风波》时的苏轼并不能完全做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我相信：写下《自题金山画像》时历经多次宦海沉浮的苏轼，已经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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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东坡先生编年诗》

《宋史》

《太仓稊米集》

《续资治通鉴长编》

《庄子》

《东坡先生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