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和RCEP零关税大趋势下,海南自贸港还有优势吗?答案是肯定的……

2025年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这标志着中国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从蓝图走向现实。然而，封关绝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制度体系的起点。当前，海南自贸港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将“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这套特殊税制安排，从政策条文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这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更是在全球化逆流背景下，为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提供“海南样本”的关键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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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自贸港的定位之问：货物、服务还是数字自贸港？

几年前，我曾经提过一个“灵魂之问”：海南建设的自由贸易港，到底是“货物自贸港”还是“服务自贸港”，甚或是“数字自贸港”？

在中央确定的贸易强国大政方针下，第一，货物贸易主攻方向是提升优化，不单纯追求顺差、不单纯注重出口，应用好上海进博会、海南消博会等平台，促进优势产品进口，服务好国内产业链、消费者。

第二，服务贸易这个短板要补上补强，应用好北京服贸会、服务贸易示范区、特色服务贸易出口基地等平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出口。

第三，数字贸易这个新兴领域要培育、跟上甚至引领全球，应用好杭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平台，大力发展数字内容（游戏动漫等）、数字技术（云服务、导航和位置服务、AI等）、数字服务（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数字金融等）。

这三个领域，对海南来说，全部都是机遇。

审视海南在全国贸易版图中的位置，一个鲜明的特征是：总量占比虽小，但增长势头迅猛，结构优化显著，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1. 货物贸易：占比微小，但结构优化与增速潜力突出。2025年，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5.47万亿元，海南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760.03亿元。据此计算，海南货物贸易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仅为 0.61%。

尽管占比极低，但海南的货物贸易展现出独特的结构性优势和增长潜力：“十四五”期间，海南货物贸易年均增速高达24.1%，快于同期全国整体增速17个百分点。其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已提升至71.5%，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显著，这与全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的趋势同频共振，但海南的转型起点更低，提升空间更大。

更重要的是，海南的保税维修进口货值位列全国第二，跨境电商在五年内增长近30倍，这些利用自贸港政策优势发展起来的新业态，已形成显著的制度优势和产业集聚效应。

2. 服务贸易：占比提升，增长爆发力惊人。与货物贸易的平稳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南服务贸易在2025年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全年服务进出口692.55亿元，占全国比重约0.86%。其中，海南服务出口481.31亿元，同比激增81.0%，而全国服务出口增速为14.2%，海南的增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倍，显示出政策红利释放带来的巨大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服务贸易仍为逆差（8287.2亿元）的背景下，海南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远高于进口（进口下降30.0%），正在快速收窄逆差并向顺差迈进，这对于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3. 数字贸易：异军突起，前景广阔。数字贸易作为新兴领域，海南正全力培育并试图实现引领。2025年上半年，海南数字贸易额突破120亿元，同比增长55%。更关键的是，海南在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上走在全国前列，出台了全国首个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开通“来数加工”等创新场景，为数字贸易发展奠定了关键的政策基础。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清晰看到，海南的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均不足1%，这客观反映了其经济总量和外贸基盘较小的现状。

然而，正是这“小而轻”的体量，结合 “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 等自贸港顶级政策红利，使其具备了成为改革“试验田”和增长“引爆点”的独特条件。其巨大潜力体现在三个维度：增速的爆发性、结构的先导性、业态的引领性。

二、“简税制”攻坚：销售税改革是打通任督二脉的关键

“简税制”是海南税制改革的“九字方针”之一，但其落地被普遍认为“涉及面最广、复杂度最高”。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封关后需将增值税、消费税等多项税费简并为在零售环节征收的销售税。这不仅是税种合并，更是一场深刻的税制重构。

核心挑战在于与内地税制的衔接。 销售税仅在最终零售环节一次性征收，而内地通行的增值税在生产、批发、零售等多环节征收，并实行进项抵扣链条。这就产生了一个核心难题：海南企业与内地企业交易时，如何解决进项抵扣问题？例如，海南企业从内地采购原材料，内地企业已缴纳增值税并开具发票，但海南实行销售税后，这部分“进项税”可能无法像在内地那样抵扣，这会直接推高海南企业的采购成本，削弱其竞争力。

销售税改革的设计思路，关键在于税率与税基的权衡。 国际上销售税税率多为单一比例税率，这简化了税收程序。然而，海南需要考量的不仅是简化，更要兼顾财政收入、产业引导和与内地市场的顺畅对接。

一种思路是采用“宽税基、低税率”模式，对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征收统一但较低的税率，以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并最大程度降低市场扭曲，促进消费。

另一种思路是“窄税基、高税率”，仅对部分特定商品（如奢侈品、高能耗产品）征收较高税率，以体现调控意图并更彻底地降低普通商品税负。结合海南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定位，“宽税基、低税率”模式可能更具优势，它能降低整体税负感知，提升海南作为消费目的地的吸引力，同时为与内地的税收衔接提供更统一、更可预测的税基基础。

改革必须坚持稳慎原则，重点解决与内地增值税的衔接问题。 销售税仅在最终环节征收，具有链条短、遵从成本低的特点，尤其适合海南未来以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但推进销售税改革必须重点解决与内地增值税制度的衔接问题，确保岛内外之间货物流转、税负分配和供应链管理的制度协调。从理论上看，与增值税最容易衔接的销售税应该是增值型销售税，即只对增值部分的销售收入征收的销售税。无论具体税制如何设计，都必须符合简税制、低税率、强法治等多方面的要求，让税制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超越货物：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的税收新课题

海南的优势不应局限于货物贸易的“零关税”。在数字经济时代，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是更高维度的竞争领域，其税收问题同样亟待破题。

首先，服务贸易的税收体系需从“关税”概念重构。 服务贸易的核心模式是“跨境交付”，其无形性使得传统海关的物理监管和关税征收模式失效。因此，海南需要建立的不是针对服务贸易的“关税”体系，而是一套全新的、适应服务无形特征的税收征管规则。这涉及两个层面：

1.  服务进口（应税）判定： 当境外服务提供者向海南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时，如何判定纳税义务发生？关键在于明确纳税人（是服务接受方还是提供方）以及如何确认“消费行为”发生在海南。这需要依赖商业合同、支付凭证、IP地址、用户数据等多维度信息进行综合判定，对税务部门的数字化征管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2.  服务出口（免税/退税）安排： 海南企业向境外提供服务，理论上应享受增值税（或未来的销售税）的免税或退税待遇，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但服务的“出口”证明比货物更为复杂，需要一套基于合同、支付流和服务成果交付记录的认定标准。虽然海南企业可以享受内地既有的服务出口退税政策，但自贸港更应探索更便捷、数字化的认定和办理流程，将其转化为制度便利优势。

其次，数字贸易的税收规则需要前瞻且具体的布局。 海南已提出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枢纽港”的目标。数字贸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其税收涉及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税、常设机构认定等一系列前沿问题。欧洲等地探索的“数字服务税”（DST）主要针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特定数字服务收入，属于所得税性质的特别措施。海南的考量应更为系统：

对于“来数加工”等新业态： 境外数据在海南进行处理、分析后形成数据产品或服务再出口，这本质上属于服务贸易的延伸。海南应明确对此类业务免征关税，并研究对其产生的增加值给予所得税优惠，以吸引全球数据加工业务聚集。

构建数字税收框架： 核心是明确对跨境数字服务（如在线广告、数字内容、云计算）的征税权规则和税率。海南可以借鉴国际讨论，在遵守国内税法框架的前提下，探索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数字服务收入实行低税率或特定扣除，同时积极对接DEPA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在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数字身份认证等领域先行先试，为游戏出海、跨境直播等业态提供清晰的税收与规则指引。

四、资金跨境流动的涉税问题：认定难与政策优化

特殊税制的红利，必须通过顺畅的资金流动才能实现。然而，在跨境付汇和利润回流环节，企业仍面临显著的税务操作难题。

对外付汇的“服务费”与“利润”认定难题。 这是长期困扰外资企业和有跨境支付需求的内资企业的实际问题。当海南公司向境外关联方支付大额服务费（如管理费、特许权使用费、咨询费）时，税务机关出于反避税考量，可能倾向于质疑交易的商业实质，将其重新定性为隐蔽的利润分配（股息）。一旦被认定为股息，支付方需按10%（或税收协定优惠税率5%）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而服务费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下，税率可能更低甚至适用免税。

这种“认定难”源于服务无形、价值评估复杂、证据链要求高。解决之道在于海南税务部门应发布更清晰的指导案例和判定标准，帮助企业准备包括详尽合同、服务成果记录、独立第三方定价报告在内的文档，增强政策的可预期性。

海南自贸港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就是对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2027年前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这个政策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境外利润汇回海南，可享受近乎零税负的组合。

但是，实践案例不多。那么，这个利润回流政策为何“叫好不叫座”？

除政策适用条件（产业、时间窗口）严格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全球税务合规的复杂性。企业利润回流需统筹考虑东道国的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提税，以及中国的受控外国企业（CFC）规则等。例如，若境外子公司所在国税负较低，其利润若不分配，可能触发中国的CFC规则被视同征税；若分配，又涉及海南的免税资格认定。企业需要极其专业的税务架构设计，这提高了合规成本。因此，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不仅需要优惠条文，更需要配套的、国际化的涉税专业服务生态，帮助企业进行复杂的跨境税务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正积极引导企业利用这一优势。 分析指出，应基于企业所得税及境外收入免税等优惠政策，加快“企业出海-投资收益回流”应用场景落地，打造辐射亚洲的跨境投资枢纽。通过扩大相关政策便利，吸引具备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境内企业，优先考虑在海南设立区域性运营子公司，以此为平台开展全球业务布局，形成“企业出海—收益回流”的资金流转闭环。

五、“零关税”的时间窗口与“个税优惠”的吸引力重塑

随着RCEP等多边自贸协定的深入实施，全球关税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有人担忧，海南“零关税”的独特优势窗口期会缩短。

对此，应有更动态的视角： “零关税”不仅是税率优势，更是配套的“境内关外”海关特殊监管制度。封关后，绝大多数商品在海南岛内自由进出，免于常规海关监管。这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制度落差”，是比单纯关税差额更持久、更根本的竞争力。同时，“加工增值超30%货物进入内地免关税”政策，将推动海南从“通道”转向“增值地”，这恰恰是在全球关税普降背景下，构建海南不可替代产业优势的关键。

“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精准应用与巨大潜力。 该政策是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核心的税收政策之一。其核心在于，对在海南加工增值超过30%（含）的货物，进入内地时免征进口关税。这一政策并非普遍适用，而是精准针对那些原料或成品关税税率较高的商品加工贸易。在全球普遍低关税背景下，海南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这类高关税货物，构建独特的成本优势。

截至2025年10月，该政策内销货值已突破110亿元，免征关税约8.6亿元，享惠企业达129家。行业从最初的粮油、肉类加工，拓展到医药、珠宝、高性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1.  珠宝加工： 这是政策应用的典范。以海水珍珠饰品为例，其原材料进口综合税率高达51.9%。通过在海南完成切割、镶嵌等加工工序，增值超过30%后，产品进入内地仅需缴纳25.56%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企业成本直降26.34%。封关运作后，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的首批珠宝加工免关税业务已成功落地。

2.  粮油加工： 洋浦保税港区的粮油加工企业进口东南亚的原油棕榈油，在海南精炼分提增值超过30%后销往内地，免除了原料进口关税，每吨产品平均降低数百元成本，竞争力大增。

3.  医疗器械： 企业进口零部件在海南组装成医疗设备，增值达30%后销往内地医院，免除了关税，使其产品更具价格竞争力。

该政策已从最初的洋浦保税港区，扩大至全岛符合条件的重点园区，并最终按照“不限海关AEO企业、不限重点园区”的原则，实现海南自贸港全域试点。海关还上线了线上申报系统，将企业获批时间从2-3个月缩短至18个工作日以内。

至于个人所得税15%优惠政策， 其吸引力提升需多管齐下。数据显示享惠人数与预期有差距，原因包括居住天数门槛、税负计算方式（仅对超15%部分免征）以及海南高收入岗位结构尚在发展中。

提升吸引力的关键在于系统性优化：

1.  优化居住与贡献认定： 在现有政策（合理离岛时间计入，实际居住不少于90天）基础上，可进一步探索将“实质性经济贡献”（如在海南领薪、担任关键职务、进行重大投资）作为核心认定标准之一，为流动性强的全球人才提供更大灵活性。

2.  强化在CRS背景下的独特价值： 在全球税务信息透明化（CRS）背景下，海南作为中国境内实施特殊低税率政策的区域，其合法性、确定性对于高净值人群具有独特吸引力。应加强宣传，将个税优惠与海南的宜居环境、资产配置便利（如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以及日益完善的数字经济生态相结合，打造“税务友好型”工作和生活目的地。

3.  以数字经济吸引新质人才： 海南正全力“向数图强”，发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这本身将创造大量高薪的数字技术、金融和法律岗位。个税优惠与这些新兴高附加值产业协同发展，才能形成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良性循环。

我对海南自贸港的期待：从“政策洼地”到“制度高地”

封关运作，意味着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了“深水区”。特殊税制安排要真正转化为发展动力，不能止步于打造“政策洼地”，而必须致力于建设“制度高地”。这要求：

在“简税制”上，敢于啃硬骨头，以“宽税基、低税率”为导向，设计出既能体现自贸港特色、又能与全国市场顺畅衔接的销售税方案，并借鉴国际经验解决与内地税制的衔接问题。

在“拓维度”上，将税收与监管创新的目光从货物贸易延伸到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领域，构建基于数字信任的新型征管体系。

在“通堵点”上，细化跨境资金流动的税务判定指引，发展高水平的跨境涉税专业服务业，让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并充分利用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精准发展高端加工制造业。

在“优环境”上，以更具弹性的人才政策、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全球化的生活配套，将税收优惠转化为持久的人才、资本与数据凝聚力。

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的税制改革，才能超越单纯的“减负”工具，成为驱动产业升级、汇聚全球要素、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核心引擎，真正实现从“封关”到“赋能”的历史性跨越。

海南在全国外贸中“占比低”是现状，“潜力大”则是必然趋势。封关运作后，随着特殊税制安排全面落地和衔接内地市场的机制进一步理顺，海南有望将其在服务贸易和外贸新业态上展现出的惊人增长潜力，复制和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从一个“占比微小”的特殊区域，成长为引领我国制度型开放和贸易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源。

张湧于三亚